自20世纪末以来,癌症治疗领域经历了重大变革,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治疗效果。2023年7月,美国FDA肿瘤疾病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1]发表了综述论文,总结了21世纪初美国FDA批准的癌症治疗产品趋势。2000年1月至2022年10月,共有206种肿瘤学产品获得FDA批准,其中包括50项细胞毒性药物、277项靶向药物和246项靶向生物制剂。近年来,以ADC、BiTE、CAR-T为代表的靶向生物药物迅速崛起,成为肿瘤治疗的新宠。特别是ADC,被誉为“生物导弹”,它们将单克隆抗体与小分子细胞毒素药物结合,兼具杀伤效应和靶向性。截至2022年底,全球有317款ADC新药进入临床阶段,国内有9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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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靶评价要重视
在靶向药物越来越追求精准化的背后,“脱靶”这个名词也亦步亦趋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当我们以 “on-target off-tumor”、“CAR-T off target”、“Off-target binding”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文章及报道层出不穷。“辛辛苦苦十几年,一朝脱靶解放前”是药品研发企业遇到“脱靶”困境的真实写照。如何在保证靶向药物强大疗效的同时,提高安全性,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重要议题。无论是抗体类相关药物(如mAb、BsAb、ADC、、VH等)还是细胞治疗类药物(如CAR-T,CAR-NK,CAR-Mφ等),脱靶毒性(off-target toxicity)的问题都不容忽视。这种对非靶标组织或器官产生的毒性,不仅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由于有效、可信且便捷的检测方法寥寥无几,近些年来由脱靶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已然成为了行业内公认的临床前评价痛点。所以如何找到肿瘤细胞上合适的靶点,如何鉴定分子的特异性,如何尽早地预估脱靶风险成为了生物药研发的关键环节。